现代高教信息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发展研究中心编 第7期（总第13期） 2004年11月25日

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专题

一、一流大学建设

二、大学定位

三、大学管理

高等学校要努力办出特色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综述

2004年８月４日至１０日，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京举行。本届主题为“大学发展战略规划”和“大学科研与科研成果转化”。中外大学校长的讲演围绕这两大主题，结合各校特点，从不同侧面介绍各自的治校经验和管理经验。来自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哥、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早稻田大学、莫斯科大学等名校的13位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杰出人物和120位中国重要高校的领导者,代表着最先进办学理念的世界名校校长与中国大学校长们在同样的主题下走进同一个会场。教育部部长周济讲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需要了解世界,需要向国际社会学习高等教育先进办学理念、经验和方法,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也希望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大学,相互交流,沟通信息。”在中国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推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提高的关键时期,他们为中国大学的发展之路碰撞出诸多思想火花：大学发展应立足本土；大学要办出特色办出层次；重要的是确定自己的定位和角色；大学也需要经营等等。 （本刊编辑）

·简讯·

☆ 日前，湖北省第四届教育科研成果奖评审揭晓，我校有两项成果获三等奖，发展研究中心（高教所）储祖旺、张岚两位老师榜上有名。

☆ 11月9日至11日发展研究中心储祖旺、郑启贵、李祖超、徐士元同志参加了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的全国高等学校发展规划研讨会。

☆ 11月15日高等教育研究所16名研究生参加高教所首届研究生论文报告会，并评选出一、二、三等，一等奖获得者将代表高教所参加学校的论文报告会。

著名大学是如何产生和可持续发展的

2004年8月4日下午，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F.理查德(Alison .F. Richard)教授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表了题为“著名大学是如何产生和可持续发展的”的演讲。她认为，基于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在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及被引用情况的统计等指标对大学进行排名很有局限性。首先，诺贝尔奖项在学术研究中只是一个很狭窄的部分而不能代表全部；其次，世界上的这些著名的大学是不能够进行排名的，因为大学相互间虽有其共性，但也有其它大学非常不同的方面，他们的个性使得我们很难对其排名，甚至使排名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举动。大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不可分割，它们是融合在一起的。大学对知识的形成，对地区国家或全球经济的转型，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

今天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都追求卓越，追求教学与科研的进步。我们有一个承诺，就是把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既是教育者，也是研究者。通过各种项目和合作，把知识转化为可利用的成果。我们大学很重视师生的质量，重视教学与科研的融合，重视与社会实际的联系。这是现代的大学应该具有的特色，应该对这些特色加以保护。我们都希望尽可能多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这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支持。

大学如何在未来保持成功，一是大学要保持高标准，如果没有雄心，没有意愿，很难成功；二是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我们的雄心，使大学满足多元化的需求，培养出多元化的.适合社会发展的人才；三是要有一种学术研究大自由空气，帮助我们实现教学科研的自由，保证办学的质量；四是要有一种勇于冒险的精神，抓住随时出现的发展机会。

不同的学生在相同的学习条件下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学习效果，并表现出对同一教学方式的不同适应性。电子化学习一度成为热门，我们一定要把它看成是学习的工具，它不能代替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和对对有关问题的深入研讨。并且，英语水平高不高和留学生的多少，这都不能成为衡量大学国际化的最重要指标。国际化应该体现在多元的文化和能与国际接轨的教学科研的有效组织，国际化的核心是对学生经验的素质的发展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步战略

北京大学百周年校庆后，提出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99年到2005年，为7年基础性准备阶段。第二步，从2005年开始，经过十余年的奋斗，争取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学校实现战略目标的发展策略主要有四条：第一，以学术队伍建设为核心推进学科建设；第二，以交叉学科为重点，提升创新能力；第三，通过机制创新，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第四，全面规划，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

主要建设措施：第一，队伍建设是学校发展的根本。第二，在学科建设方面，主要思路是立足国家科技知识创新体系需要，按学科规划和发展状态分层建设。第三选择有基础的学科领域重点建设。第四，适应科学发展进程，促进学科交叉。第五，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建设思路。第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及国际合作。第七，提高学校的社会服务功能。第八，进行教学改革，适应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主要包括：按照“加强基础 淡化专业 因材施教 分流培养”的原则。

清华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

清华大学校长顾兼林教授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谈到了清华的“认识与实践”，他认为，思考世界一流大学应把握几个要点：第一，大学是一个独特文化机构，不同学校的最根本的区别在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大学的精神，文化氛围和底蕴是大学的灵魂，建设一流大学的核心是营造一种向上的校园文化和精神氛围；第二，在中国建设一流大学，要把满足国家的战略需要，促进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放在首位，由此形成我国的世界一流的大学的特色。坚持以服务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办学原则；第三，世界一流大学虽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界定。第四，确定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是为了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把学校师生凝聚在一起。要把建设一流大学看作是一个过程，它既不是遥不可及的，也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顾兼林教授介绍了清华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的基本行动策略：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六个关系，即规模和质量的关系，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的关系，全面提高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发展目标和发展过程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二，积极深化四项改革，即教育教学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第三，坚持培养重点人才，追求学术卓越，精诚服务的社会办学理念。

清华在2000年就彻底修订了本科生的教学计划，首先减少了学生毕业所需要的学分，为培养通才提供必要条件，为尖子人才成长留有充分空间，让学生“吃不饱”；其次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以及科研，取消第一课程和第二课程的区别，学生参加科研实践，只要做得好，都可以拿学分，现在42％得本科生在毕业设计前已进入实际科研活动中。

差距敢于正视 目标坚定不移

——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校长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什么？”在19世纪后期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查尔斯·埃利奥特在回答约翰·洛克菲勒的这一问题时说，是“5000万美金和200年”。事实证明不需要这样漫长。20世纪初，芝加哥大学只用了20多年及稍微多于5000万美金的资金就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

2004年夏天，在中国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再次成为中外大学校长关注的话题。我们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需破解哪些难题？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4所学校的校长。记者发现，校长们关心资金的筹集，更关心大师的延揽。采访中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谈到了学校的发展战略。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稳扎稳打的渐进过程

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哪一所大学的事情，而是涉及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使之成为新时期我国先进文化的标志之一，是北大人的光荣使命。北大校长许智宏今天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表达了北大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信心。

“大学乃大师之学，无大师则无大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运行的主体是高素质的师资、一流的人才。”许智宏说，“要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在于人，在于有一支学术水平高的教师队伍。”

在许智宏看来，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优秀教师应当是国际流动的，在流动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只有优秀教授的资源充分流动起来，才会给大学带来新鲜的学术思想，才会真正使科教兴国战略更具有活力。”北京大学推出一系列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措施，把目光放眼于全世界和国内的其他名校，加快了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步伐，为北大建设一流大学注入最新鲜的“血液”。

许智宏表示，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生都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许多本科生就有机会到其他一些世界知名大学进行一学期到一学年的学习，这是学生学习生涯的海外延伸。北大接受了来自加州理工大学等校的学生来北大学习，耶鲁大学等都在北大开办了暑期班，目前，学校有来自世界各国的2000多名留学生在北大学习，还邀请许多国家驻中国大使在北大开办了“大使讲座”。这些都表明了北大要通过更加广泛的国际教育交流，来扩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在全球化潮流中具有国际思维和眼界的创造性人才。

许智宏认为，要建设一流大学，硬件条件的满足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大学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库”，大学的精神底蕴和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因此，在强调硬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个宽松、和谐、有利于创新的软环境，通过营造一个有利于学术交流、知识传承和文化积淀的软环境，才有可能尽快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把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放在首位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与国家的奋斗目标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我们要在实现国家的奋斗目标中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对记者说。

那么一流大学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顾秉林认为，大学是独特的教育与科研机构，不同学校的最根本的区别应是其内在的文化和精神，大学的精神、文化氛围和底蕴是大学的灵魂。一流大学应营造一种向上的校园文化和精神氛围，对师生有潜移默化的启迪和教化作用，对人的一生发展和成长有着深刻、持久的影响。

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大学，都是在动态的、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形成的。把建设一流大学看作是一个过程非常重要。

顾秉林认为，清华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遭遇“四大难题”：首先是我们的管理体制和管理人员适应世界一流大学的能力和水平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其次是需要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清华大学还缺少一大批世界知名的学者教授任教；第三，尽管国家已经给了清华大学巨大的支持，但是与清华大学的快速发展相比，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经费；第四，学科结构进行了调整，但是要使所有的学科都能处在国内、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大师、大楼、大气，一个都不能少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师、大楼、大气，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纪宝成认为，办大学一定要有“大师”。同时，“大楼”也很重要，纪宝成解释说，“大楼就是硬件”，没有硬件设施，科研条件不完备是不可能建设成现代化的大学，更谈不上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大气”就是一种学术气度、学术胸怀、学术环境，纪宝成希望学校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把自己的发展方向定在了建设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上。纪宝成认为，给一个学校的定位要考虑诸多因素，比如它的传统，它的优势所在，同时还要考虑到国家的需要，甚至还有老百姓对它的希望。

“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局限在国内。”纪宝成认为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作为一个13亿人口大国中的一流大学，如果在国际上不是知名，就很难承担起培养改革开放人才的责任。纪宝成认为，人民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着一些差距，比如，人民大学所拥有的一流学科，是相对学校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而言的，而它的硬件、管理等因素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这些是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在一些方面如一些学科的竞争力、校园建设等，人民大学和国内的一些学校还存在着差距，更不用谈与世界知名大学相比较了。而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大学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国家、时代对大学所提出的新要求。面对这些差距，纪宝成认为，建设一流大学是一个不断进取和不断积累的过程，很难给定一个确切的时间要求。

“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谈到学习国外学校的经验时，纪宝成不赞成将一些学校神化的倾向。他认为，应该客观地比较优劣，搞清楚别人的优秀经验是否适合我们，之后再谈学习，至于那些我们学不来的，切忌盲目攀比。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一流大学是个相对概念”

“一流大学是个相对概念，综合性大学可以办成一流，高职高专可以办成一流，师范院校同样也可以办成一流大学。”“我们不拼规模，而是拼效益和水平，拼结构优化，规模、结构、效益、质量、速度之间协调发展，是我们制定发展战略目标时必须坚持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钟秉林强调。

目前，北京师范大学已经设立了教师教育学院，专门进行高层次、高水平的教师培养，其他的文史哲、数理化等专业承担着和综合性大学一样的培养高水平人才的任务。

“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就是朝着综合性、研究型的一流大学迈进。”钟秉林说，这是在综合考虑学校的历史、现状、优势、弱势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后提出的目标，这是既适合学校发展实际，又适合社会需求，既保优势特色，又创新教师教育培养体系的一个必然选择。在全球化的背景面前，一所学校不可能关起门来办学，必须考虑到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变化，要考虑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同时，必须考虑到在激烈的大学竞争中如何保持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钟秉林认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特色如何发挥，关键是看学校是否能引领中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是否能在教育理念、研究上有创新成果，是否能在教师培养体系、模式、高层骨干教师管理者培训上作出贡献，学校提供的理论是否能为政府有关教育的决策提供参考和支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较骄傲地说，我们的教师教育特色得到了充分体现。”

钟秉林认为，北京师范大学作为一所师范院校，在实现转型和向一流大学进军的过程中，不仅和其他学校一样面临相同的问题，而且遭遇独特的挑战。我们知道，中国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师范院校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当前，教师教育的发展呈现出四大趋势：一是教师培养的高等教育化，二是教师来源的多样化，三是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一体化，四是教师职业的专业化，这也是国际高等教育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些都对师范院校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9日第1版

耶鲁大学校长谈校长素质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 C. 莱温教授分析了一个成功的大学校长应该具备的几种重要素质。他主要以哈佛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也是最成功的一位校长－查尔斯. W .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为例。

埃利奥特于1869年至1909年期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任期长达40年。埃利奥特从上任开始，就设计了一个清晰的，雄心勃勃的愿景来改造哈佛。首先，提出了一个改造本科生课程体系的原景。它使学生有更多的自由从众多的科目中进行选修；第二，他力主开展研究生教育；第三，在哈佛成立更高标准的专门学院，专门招收研究生。

通过分析，莱温教授认为，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应该具备以下领导素质：

1、能够提出一个意愿并很好地传达给其他同事；

2、能制定远大的而又能够实现的目标；

3、能腾出足够的时间集中完成主要的战略任务；

4、敢于冒险；

5、不要为初次的失败所阻挠，那些好的主意需要第二次尝试；

6、知道什么时候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什么时候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

7、选择强有力的部门领导，并给与他们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自己去创造；

8、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校长 谈“大学危机”

在世纪之交总结教育，大学发展的前途，命运时，主要突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学与国家”，第二个问题是“大学与社会”，第三个问题是“大学与人”。到上个世纪末，许多国家已经不再把国民教育仅仅归入经济范畴，民族的智力水平是确定某个国家在当今世界排名位置的决定性因素。

当代人生活和需要的满足并不是依靠剥夺下一代人的这种机会。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大学的作用就是一种吸引力，围绕着大学这个社会机构产生新秩序，就像走出混沌状态一样。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在任何社会和任何发展阶段乃至在革命突变的时候，大学都发挥着抵御毁灭的作用。与此同时，大学能够区分良莠，具有肯定新事物，倡导新生事物的作用，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墙一样抵御“伪知识”和行政压力。

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应具有其专业领域所需要的自然科学知识。这里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对纯自然科学专业学生的教育，其障碍是过窄的专业面，缺少对自然科学的全面了解；第二，对学习应用学科者的自然科学教育，其障碍是过分的应用化，模式化和计算综合症；对学习人文学科学生的自然科学教育，其主要障碍是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害怕自然科学。

大学要对人文科学人才进行自然科学教育的理由是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广泛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知识，其中一些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与数学学科联系非常紧密。大学的优势是教育的基础性，它把学生与教授，教研室，科研联系在一起。大学的核心任务是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大学应该能应对时代的挑战，既不放弃传统体系，又要补充新形式。所谓新形式，就是要建立科研教育综合体。

大学定位：有特色才有生命力

“如今一提建设高水平大学，言必称争名校、创一流，恨不得个个都成为哈佛、牛津。所有大学都往综合化发展，向学术型转变，这种趋势如果愈演愈烈，最终将使很多学校丧失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不少大学校长对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界存在的一些贪大求全的现象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忧虑。

迷失于“高、大、全”的误区

“现在的大学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个性了，盲目追求‘高、大、全’，中专改大专，大专改大学，大学有了本科招硕士，有了硕士招博士，所有的‘学院’都要改名为‘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感叹地说。

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说，日本大学的定位较为务实，二流的大学着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会去高攀世界的尖端科技，也没有短期大学(专科)要极力升格为本科，一般的本科大学也不会去与研究型大学攀比。

一流并不是办学层次越高越好，而是指在各自所处的类型中把学校办得最好，办成一流。教育部部长周济对此曾多次指出，当前各校办学思路的致命弱点是缺乏个性，模式趋同，定位不够准确。周济举过例子，有的高等职业学院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发展势头非常好。但是他们总是将学校的前途寄托在“升格”上，觉得如果不办本科教育，就无法体现一流。结果，全校工作的重点、学校领导的兴奋点都转到办本科上面，学校变成了本科的“压缩饼干”，也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

缘何“宁当凤尾，不当鸡头”？

一些校长分析，高教界这种贪大求全的现象与学校的办学思想、宏观战略以及学校领导的水平、视野等有很大关系，而目前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评价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王子镐说，从大环境讲，现在的资源分配方式或者说政府拨款方式就主要趋向来看，是往高的方向发展，一些学校不顾自己的条件而拼命争取到高一层次，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政策条件比从前好很多。比如，过去在大专层次上非常有名的几个大专院校都纷纷升级为本科，为什么不安于做非常优秀的大专呢？因为当前大专受到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社会上也有种“重本轻专”的偏见。所以说从体制和政策上都不太利于引导大学按照自己的特色去认真定位，这不光是大学校长自身发挥角色的问题。要使各个大学都各安其位，政府的主导功能和相关政策要让学校感到，当了“鸡头”所获得的支持比当“凤尾”要好得多，他就会安于“鸡头”而不做“凤尾”。

只有单项冠军多了才能走向一流“作为重点大学来说，提出综合性的发展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要辩证地认识‘综合’和‘特色’的关系，要以特色带动综合，以综合强化特色。”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说，世界高水平大学，比如像莫斯科大学，在一个国家也就那么一二所，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大量的大学是以特色而著称的。任何一所知名大学，都不可能说任何一个学科都知名，而是保证单项学科水平的提高，只有单项冠军多了才能逐渐走向一流大学。因此，必须根据自己学校的特点，根据学校传统学科发展的优势来决定学科发展的整个战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张锦高说，一味追求综合性，反倒可能丢掉原有的优势，得不偿失。“地质大学在地学方面的研究与国外差距不大，我们就要好好研究如何拓展学科优势。”张锦高说，学校目前已经依据优势，突破“找矿”为主的传统任务，使学校研究方向逐步发展到“人和地球协调发展”的更具现代意义的课题上来，如信息技术如何向海洋进军等。

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多样化的

“没有特色就不是好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乃芳在规划学校发展时，把“特色”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陈乃芳说，北外把位置定在了培养多语种复合型外语人才上，即外语+专业的培养模式，在外语之外开辟了诸如新闻、法律等非外语专业。“外语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特色，北外任何学科的建设，脱离了外语这个特色，就无法和其他学校去竞争，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多层次、多样化的，真正对政府、社会和下一代负责的做法是每所学校都要科学定位，包括学科领域、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办学规模以及办学目标。”纪宝成说，任何层次都能办出特色，办出一流。特色就是战斗力，特色就是竞争力，要“异峰突起，出奇制胜”，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不同类型的大学有不同的功能，一个国家需要一些世界知名大学，但绝不需要所有大学都变成有名的大学。”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在讲演中这样说。对于国内许多高校来说，在向高水平迈进的同时，更需要突出特色，准确定位，跳出“高、大、全”的误区，精心谋划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未来。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7日第一版

不求大而全，只求特而精

——四位中国大学校长共话学校发展战略

面临全球化趋势，高等教育该如何应对？如何制定与社会同步的战略性规划？中国高校在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发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各校本身的历史发展状况、学科特点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明确自身的定位，发挥自己的强项优势，办出特色，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的激烈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天津大学校长单平：“注重特色质量取胜”

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和天津大学校长单平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十分重视学校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学术战略，而且都强调拥有自身特色”。

南开大学学科门类齐全，除了化学化工学科之外，数学和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也是传统强项。侯自新认为，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定位，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正确、健康地发展。

天津大学致力于发展工科，工科门类齐全，某些学科保持国内领先水平。单平说：“现在我们制定规划，瞄准世界化工前十强。”

两校同处在天津这个沿海工业城市，区位优势为两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地域和历史的双重原因造就了两所大学的相似和各异。天津大学的化工学科首屈一指，现在又与南开大学的化学化工学科强强联合，共同申请了一个绿色化学化工国家实验室，争取在这个领域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还有实质性的合作办学，两校学生可以互相选课，互认学分，而且还共同办了两个专业，这部分学生可以同时拿到两所学校的毕业证。“我们在特色上当然是强调工科特色”，单平笑着说，“因为我们有南开大学这么强大的邻居，即使发展文理科恐怕也只能是低水平的。”

南开大学的发展方针是“求精、求强、注重特色”。侯自新解释道：“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学术要精、学科要强，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来，通过特色赢得更好的社会声誉。这才是学校的根本出路。”南开大学从历史上就不是一所大规模的学校。1919年建校时只是一所私立学校，后来它从来都不是靠“量”取胜的。“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点。”

“在总结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我们今后的发展仍然要结合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自己的历史优势和社会未来发展的需要，重点发展某些学科，而不是所有学科同等发展，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优势。”侯自新说，“通过为国家作贡献来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南开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路，成为一所学术强校，成为一流大学。”天津大学的发展方针有异曲同工之妙：“办特色、出精品、上水平”。单平说：“我们学校要做精品，尽量提高人才培养层次，靠质量取胜，不在规模上作大的调整。”

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不变也是一种战略”

如何根据学校的特点制定发展战略？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认为，要引领学校发展，必须遵守两个原则，即摆脱误区和把握特色。摆脱误区就要明白3个道理：学校不是越大越好，国际一流大学并不是所有学科都是一流的，同时所有的国际一流大学没有两所是完全一样的。他认为每所学校在制定战略的时候都应该弄清自己学校的优势是什么，不能什么都求新求变，不要企图“大而全”。因为这样有可能使学校丢掉传统，丧失优势。因此，他认为“不变也是一种战略”。

基于这样的认识，东北大学的发展战略定位在“多科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现代大学。学校将牢固树立矿产工程、材料冶金、机械与自动化及计算机等优势学科，而不贪大求全搞综合性大学。

赫冀成强调，在保持学校特色的同时，也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把优势学科和新兴学科融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赫冀成说：“东北大学原来属于冶金部管辖，优势学科是材料、冶金、机械等。1990年以来，学校认识到在21世纪信息学科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学科。”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东北大学把传统学科和信息技术学科交叉科研，现在已经把以东北大学软件园为前身的东软集团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科技园区。

东北大学的国际化什么样？赫冀成说：“首先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东北大学主要通过国际化的各种措施，广泛吸收国内外优秀的教学资源，提高东北大学的水平。”为此，学校制定了许多灵活的措施。比如，东北大学早就提出了“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想法，制定了吸引留学生为东北大学服务的目标。聘请欧美国家的教授，集中在东北大学讲1至2个月的课，或者指导研究生。他们带来国外的优秀资源，对提高学校科研水平很有帮助。

展望未来，东北大学正在考虑把信息技术和最有发展前景的生命科学领域结合起来，创建一个新学院。正如赫冀成所说，学校要贴近时代的主题，走好从材料学到信息技术再到信息技术与生命科学结合的三大步。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桐：“科研改变人才培养方式”

林金桐认为，在现代社会，高校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定位于服务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为社会做好服务的前提下制定谋划自己的战略。林金桐说，为了充分鼓励教授们将教学和科研更好地结合起来，北京邮电大学敢于放权给教授，将人权、财权和支配权统统交给教授，让他自己在科研团队中作决定，让教授真正成为自己学术和科研团队中的主人，形成“科研成果的成长就是公司的成长，就是教授自己事业的扩张”这样的一种理念，从而大大激发教授们转化成果、开发产品的积极性。谈到学校的发展规划，林金桐说，我们一直密切注视新兴学科的发展和动向，并且注重在学科交叉和融合中培养复合型人才，比如即将与英国伦敦大学玛里女王学院联合开办电信工程和商务管理专业，着眼于培养在电信领域中具有很强管理才能的国际化人才，还将开办电子商务法专业，培养3至5年后电子商务领域急需的复合型人才。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8日第1版

中国大学管理的成本与效率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是目前中国大学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急待解决而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成本意识和效率观念应该贯穿于中国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始终。围绕这一中心观点，黄达人教授从以下方面展开了阐述。

第一，大学管理需要引进经营理念。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进一步确立，中国的企业和政府在体制上发生了变革，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已经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高效率成为中国企业和政府的一个共同追求。与企业、政府的改革力度相比，中国大学管理模式的改革，落后于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国大学的管理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政府管理职能的一种延伸，在教学、科研乃至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与目前的市场经济很不相适应。这种模式从有利的一方面说，大学可以保持与政府管理部门的顺利衔接，政府的政策在大学里可以得到最直接和最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可以保证大学的管理在相对严谨的模式下运行。但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日益国际化，这一管理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场所有其特殊性，目前的大学管理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会冲淡大学所应有的学术氛围，同时难以避免地造成管理成本的高昂和管理效率的低下。

大学管理需要引进经营理念，需要借鉴现代企业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继续深化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已成为许多中国大学校长的共识。所谓“经营”，指的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一般意义上的“经营”，而是指大学必须要精心地运作和管理。大学需要“经营”，在大学的管理中必须要强调成本与效率的重要性，这一点，对正处于深刻变革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是刻不容缓的。

第二，大学管理需要树立成本意识。

大学管理需要树立成本意识，大学的战略规划也应该建立在成本的概念上。作为大学校长，应该有一种投入与产出的概念，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在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投入与回报在很多时候是无法明确界定，尤其是对科研的投入，大量的投入有时并不意味着高质量的回报，但即便如此，成本仍然应该是在制定战略规划时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学服从于指令性计划，许多大学的管理者在扩大或者缩小办学规模时，往往缺乏成本意识。大学与市场越来越贴近，这种“不计成本”的办学模式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大学的办学成本分两部分，一是管理成本，二是运营成本，前者是刚性的，后者则是软性的，目前中国大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管理成本过高，在大学的办学经费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刚性成本不断增长，必然会挤占软性的运营成本。

中国高校财政的总体状况是十分紧张的。首先是政府的投入仍然有限。近年来，中国大学的持续扩招，在现行的拨款模式下，大学获得的政府拨款也相应有了很大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大学的支出也在大幅增加，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人力资源成本的增长，这一成本是大学刚性成本中的最大部分。教职员工的薪酬也就是所谓“人头费”是大学刚性成本支出的首要项目。政府所拨的日常运行经费以在校学生人数决定，与一所大学有多少教职工并没有直接关系，但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学校的教学和行政人员也必然会随之增加，因此“人头费”实际上已成为大学办学成本中最主要的压力。

黄达人教授认为，控制和降低办学成本的核心在于如何使校内有限的资源运用得更为有效，中国的大学应该尽量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校内资源分配系统。我们通常所说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等，是大学工作的主干，如何将学校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地配置，决不仅仅是靠拍拍脑袋就可以决策的。资源配置的决策依据首先要建立在成本意识上，在目前的财政状况下，大学甚至要比以前更加精打细算才行。在大学的管理中，必须坚守成本的底线，坚持“量力而为、量入为出、勤俭节约、开源节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实行稳健的、从紧的财经政策，这是对大学、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第三，大学管理中必须强化效率观念。

提高效率与控制成本密切相关，要控制成本最关键的还是资源的配置问题，这同样也是提高效率的关键所在。在考虑大学中的资源配置时，有三个重要的环节，一是机制和环境，必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校内资源配置系统。二是投入与产出，在配置资源时，必须尽可能地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效率。最后是资源的共享，如果说前面二者在短时间内还难有大的突破，那么在资源配置时尽可能地考虑资源的共享，则是中国大学现阶段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最为有效的一个途径。

“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使参与建设的中国高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不能否认，在建设的过程中，各高校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设备重复购置的现象，浪费了有限的建设资金。这种设备重复购置的现象是与目前中国高校中分散的科研管理体制密切相关的。在这种体制下，几乎每位教授都有自己的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有购置设备的要求，于是，资源的共享就无从谈起，资源的浪费也就不可避免了。正是针对国内高校现行科研体制的弊端，国家最近提出了国家实验室的概念，我以为，提出这一概念的最大贡献，就是它为更好地共享资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科研组织形式。目前进行的“985工程”二期建设论证工作的核心就是科研平台的组建，这种平台建设的着眼点之一，也在于资源的共享。

科学化的民主决策有利于凝聚学校的人心。实践证明，决策的民主化，有利于提高执行的效率，民主与效率的结合，能够促使学校更为顺畅地运作。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如果决策的民主和决策的效率二者的确不可调和时，各级管理者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责任，而不是以最没有风险的姿态去面对问题，即事事都靠会议。不断地开会、议而不决是逃避责任的最好办法，但这将大大降低决策效率，对学校事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大学的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具备文明、务实、大度、开拓、自律的基本素质以及勇于承担责任和追求效率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必须是自觉的。学校的处长们应该“多汇报，少请示”。这里强调的也是学校行政运行机制中的上下沟通问题，是对学校管理效率的要求。假如大学的所有管理人员都有了这种意识，在工作中更加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那么我们对大学管理制度的改革，我们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努力，我们工作效率的提高，都将会有一个更为良好的基础。

第四，探索基于成本与效率的大学管理新模式。

综合上述成本与效率的考虑，如何选择一种更为合理、更为有效的大学管理模式，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对于这种大学管理模式的选择应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即校、院、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校级机关管理模式的变革。目前中国大学校、院、系之间的管理模式大致有一级（即学校统管）、二级（即校院两级）、三级（即校、院、系三级）等三种。中山大学选择了校院两级的管理模式，这主要也是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

大学的管理模式归根到底要与学生的培养模式相协调。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中山大学提出本科生应该按照一级学科的口径进行培养。如果本科生培养的专业太窄，无疑会提高办学的成本，而且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太过专门的本科培养模式并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的就业。但是，本科生培养的专业如果太宽，学生又可能缺乏扎实的学科基础和专业背景，在竞争中同样也会处于下风。

以学院为单位，按一级学科招生，并在一级学科中设计若干专业模块，提供给学生在二、三年级时选择，这可能是一种更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举措，同时也将有利于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学生在一级学科内的基础上学习可以获得更为宽广的基础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再选择专业模块，更有针对性，也更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从而完成其个体素质的塑造。

中山大学的学院建制多数以一级学科为基础，也有的是以若干个一级学科组建的学院，而系的建制则一般是以二级学科为基础的。从控制成本和提高效率的角度考虑，上述本科生培养模式能在学院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资源共享，既节省成本，又可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可以说是一种效率较高的培养模式。

这种校院两级的管理体制要求我们在资源的配置上应更多地考虑与政府的拨款体制相适应，即学校资源的分配应更多地与各学院的学生人数挂钩。在学院的人员编制、职称岗位设置等方面，也应更多地增加各学院所承担的课程学分数和培养学生的总数方面的权重。这是中山大学进行校内资源配置时的一个大方向、大原则。同时，在学校向学院经费划拨的体制方面，应该承接政府的拨款体制，采用“专项经费＋运行经费”的模式。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我们的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因此，学校下拨的运行经费首先必须优先保证满足人头费用，以维持学院一级的正常运作，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费用的划拨应以各学院的学生数作为主要依据，这部分的经费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除运行经费外，专项经费则专款专用，学校应量力而行，根据递补的原则来实行。

高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评价

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对这一话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行政领导干预了太多的学术问题”。

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麦克米伦认为，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得以生存的基础。

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一对矛盾，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正如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所说，过去学校的行政领导干预了太多的学术问题，比如职称评定、新学院的设立、专业人员的引进等等。与会校长认为，这是大学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有些大学还严格要求教师每年必须在国家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必须上足规定的课时。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说，过去大学开哪门课，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一位普通行政人员有时可以把一位老教授说得不敢抬头。如果行政权力高于学术权力，现代大学将永远无法积淀、锤炼大学精神，而没有学术尊严，就没有大学。看来，如果不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矛盾，就会制约中国大学的发展。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必须分开”。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应该像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院士所说的那样：“大学里，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必须分开。”但是，一定要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

分离两种权力，国内大学有很多做法。谢绳武认为，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党委领导，校长行政，专家治学”。他认为，党委管理学校总体方向，但不要包办一切，主管校长应偏向行政，把学术留给教授们。而当务之急是在学院及各系建立起完善的教授会制度，改变以前学术委员会行政领导一边倒的现象。

刘经南说，在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是最高的决策咨询机构。大学里重大的学术、规划发展问题的决策，都要经过学术委员会，最后由校长拍板。校长只是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主席由教授担任，避免学术的行政化与行政的学术化。

郑南宁的经验是，把权力分散，在全校成立了学术委员会、人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6个委员会。在处理专业设置等学术问题时，首先听取学术委员会的报告，然后由经济委员会进行预算，评估其可行性。

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教授则认为，行政行为要确定科研方向，由此产生新的系、专业和教学课程。行政权力会充分考虑到发展的方向，创造一些条件，比如学术委员会决定应该发展哪个方面，但教授没有能力去买设备、找场地，学术委员会就要和行政部门协商解决。莫斯科大学的学术委员会由150多人组成，包括各系的教授和系主任。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要平衡”。

尊重学术权力目的是为大学锻造大师，设置高水平的专业，吸引优秀人才，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是大师的风格。刘经南说：“像陈寅恪这样的教授太少了。”他说，中国的大学迫切需要两种教授，一种是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一种是淡泊名利、一心做学问的人。武汉大学一向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传统，它可以接受几位教师18年没有学术成果的现实情况。结果，这几位教师的《古训汇纂》一经抛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尊重学术权力，也要避免学术腐败。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认为，剽窃别人的成果是学术腐败，这只是学术界的个别现象。有一种更大的学术腐败值得大家重视，有些人利用手中的学术权力去置换行政权力，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尊重学术权力，并不是否定行政权力。北京化工大学校长王子镐认为：“在牵涉到学术、发展方向、策划项目、确定最新学科选题等教学上的问题方面，教授应该有充分的发言权，不要行政干预。但是在决定学校定位、学校的发展这些重大问题上，校长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教授都会过分强调自己学科的重要性。”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尹伟伦的观点是：“教授治学和校长治校都是为了推动这个学校的学术发展，二者并不矛盾。”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9日第2版

主编：储祖旺 责任编辑：徐士元 林 芸 吴书光 网上查阅：http://unit.cug.edu.cn/fzyjzx